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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缓释工具主要包括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A）、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信用违约互换（CDS）、信用联结票据（CLN）四类。目前采用较多的信用缓释工具为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A）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今年10月，中债增和杭州银行分别发行首单挂钩民企的CRMW。这三只产品挂钩的民企评级均为AA+，尽管存续期较短，但相比于前些年仅挂钩大型国企和央企的产品来说，本次创设具有重要意义。

沈阳机床主要有两种共享模式。其一是在各地建设的“5D智造谷”，在这类模式中，沈阳机床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一个园区，园区内投放“i5”机床，并提供厂房、线缆等基础设施，吸引当地企业入驻到“智造谷”内，将机床的制造能力出租给当地的制造企业来盈利；其二是直接将机床设备租给已有厂房设备的用户。

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明显滞后于企业“走出去”，跨境金融服务能力较弱。1）总量上看我国金融业海外分支机构占金融总规模比重较低。国有行是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的主力军，截至2016年末其海外机构数占银行业海外机构数比重达94.5%。因此我们按国有行海外利润总额粗略推算，2016年我国海外金融机构利润占比仅为7.2%。2）结构上看国内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与企业“走出去”融资需求分不匹配。目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是我国主要投资区域且东道国金融体系较为薄弱，而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布局集中在发达经济体，投融资服务存在缺位现象。3）国际化程度距离其他发达国家银行尚有不小差距。从以境外资产积累、境外经营成果和全球布局等反映银行国际化水平的指标为基准衡量的银行国际化指数（BII）来看，我国系统性银行平均分值距离其他发达国家银行仍有差距，在15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的排名中仅高于韩国和巴西。

张树庭1993年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中国首届广告学研究生，1996年毕业留校至今。据张树庭此前接受采访时的自述，他1996年留校后到在当时的新闻学院广告系工作。2002年到2007年在校办工作。2007年至2011年调至广告学院，期间开拓了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后学校整合相关力量成立了互联网信息研究院），主要为中央党政部门和部分企业提供咨询服务。2011年起担任MBA学院院长，2013年起兼任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既然平台还只是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的工具，既然平台本身不会带来高附加值的创新，既然平台无法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我们为什么还要忍耐？如何将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保障、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制度深深的嵌入到互联网经济之中，是今天所有法律人和立法者的现实课题。

然而突出的问题在于，在涉及军工、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市场，我国自主高档数控机床供应严重不足，近两年在国家重大专项的支持下虽然有所突破，但市场占有率业内普遍认为不足5%。沈阳机床原董事长、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原常务副理事长陈惠仁将近十年来中国机床市场的竞争状态概括为“高端失守，中端争夺，低端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