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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越南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一个被称为“Truong先生”的神秘蛇头，正是越南全球人口贩卖网络的头目。通过协助当地人偷渡去英美等国（包括那失去生命的39人），“Truong先生”压榨赚取了大笔钱财，成为富豪。目前，这名蛇头正被东南亚警方通缉。“尽管他们现在用暴力威胁那些偷渡者的家庭，让他们闭嘴，但警方每天都在拼凑出关于Truong的组织更为完整的情况。”一名线人告诉《每日邮报》。

如果是月收入180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现行规定下职工需要每月缴税2620元，10月起职工的纳税额为1190元，是原来的约45%，每年能省下17160元。对于月收入500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的高收入者来说，以往的月缴税额是11195元，10月以后则是月缴个税9090元，新的缴税额大概是原来的约81%，每年可省下25260元。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责任编辑：祝加贝建立公共财政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提供私人难以通过市场配置获得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财政蕴含着公共理性，体现财政的公共性质及在实现公平正义、普惠社会公众方面的价值。建立公共财政，不仅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夯实相应的社会基础。公共财政的社会基础主要指公共财政存在与运行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的组成与结构、社会存在与运行的规则与方式、社会成员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等。社会基础是公共财政有效运行的前提，直接影响公共财政的价值取向及其结构、效能和可持续性。公共财政模式的建立与目标的实现，必须与相应的社会基础相适应。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有关研究，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目前中国人均收入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超过5万美元，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其原因，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之所以称其为“基础性成本”，是因为它们覆盖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也影响到服务业，影响到民生和整个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降成本开始，这一关过不了，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必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以上海石油交易中心为平台，打通国内外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同时在油气生产流通环节放宽准入，打破两三桶油垄断国内油气市场的格局；电信领域除了推动有关企业混改外，可设立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通过有效竞争降低电信资费水平，促进降低资费由“要我降”到“我要降”的转变。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已经讲了许多年，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提振全社会推动改革的信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对受疫情影响、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企业，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至3%，或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期限均不超过12个月。对年税收50万元以下的商贸、餐饮、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物流配送等小微企业，按2019年增值税月均纳税额的市区留存部分额度，政府给予两个月补贴。对参与属地疫情防控工作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政府可按照在管面积每平方米0.5元的标准给予两个月补助。

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从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从我们开发的中国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预测系统看，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回升，终端需求增速依然下降，存货回升是需求侧走强的重要动因。存货在2017年二季度达到高点后回落，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也跟着回落，利润增速本来也应随之回落，但受到环保督察等因素影响，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下来的。从供给侧看，生产性投资增速依然下行，产出增加主要源于产能利用率提高。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期待的大幅反转，回到7%以上甚至重返高增长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