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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物医药领域潜在的“种子选手”，他表示，可以沿循两条思路来寻找，一是细分领域创新龙头，或者已具规模的标的；二是潜在的科技先锋，尤其是在肿瘤免疫、基因、细胞治疗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初创企业。医药产业借机升级李敬雷表示，科创板的推出契合了医药生物行业的发展需求。医药生物行业属于前期高研发投入的行业，一个创新药从零开始直至上市，不仅需要数亿元以上的投入，更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国内医药生物行业与资本结合，此前更多停留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相对稀缺。而在海外市场创新板中，医药生物企业是绝对主力。比如，纳斯达克现有上市公司2646家。其中，医药生物类相关公司737家，直觉外科手术公司、安进、吉列得等诸多生物医药龙头亦诞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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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中美代表团的陆续表述上看，中美贸易磋商事态朝着偏积极的一面在发展。中方增加购买美国优质农产品和能源也有利于满足人民提升消费水准的需求，美方也在对舆论进行更多积极的引导，这样的形势发展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有利。相较于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关系的缓和，有利于中美双方经济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能提振市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

投资者现在买入5年期德国债券，将其收益率从4月份的0.03%拉低至-0.4%左右，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避免购买类似期限、收益率约为1.8%的意大利债券，其同期收益率约为0.6%。根据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数据，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在2016年达到顶峰，约为13万亿美元。随着欧元区经济在出口增长提振下加速，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近期有所下滑。欧元区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从2014年开始大幅增长。

还有另外一个维度需要考虑，这其实基本跟贾老师刚才讲的有类似的地方。政策体系通常要分清楚有关社会重大事项必须要做的一部分是要由社会形成一个共识，若是非市场的东西，那是政策性金融需要做的事情。其它部分就是市场型的，你应该让市场的力量、市场的机制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可能贵有贵的道理，融资贵是因为这个东西风险太大，所以需要足够的补偿，它就应该贵。那么有些东西难，我们说难可能是总量的问题，你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个经济里边只有这么多总量的资源，那你只能做这么多事，这是必须要有所选择有所放弃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基本约定的规则和这个规则的实际执行，如果这些都比较模糊的话，你就很难形成有效、流畅的市场。

上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致力于引进美国等国的半导体研发及制造技术，在80年代其半导体的生产与研发进入了鼎盛期。80年代日美贸易战争中打得最为惨烈的战场就是半导体。对美贸易战争战术的失败，加上进入90年代后期，日本企业体制的僵化，在新一轮半导体竞争中，日本开始败下阵来。到了2016年，日本企业唯一一家还能排名在世界半导体企业前十名中的东芝（第六名），也已经只能靠卖出这个业务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