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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开放体现为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同步开放1、对外开放在实体和金融层面往往是同步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一是在中国很快出现了第一个外资银行代表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驻华代表处，实业和金融外资向中国输入。当时的领导人到海外做了充分调研，比如中央派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也去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回来都作了经验介绍。同时，还研究了台湾地区和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的经济发展。最后，当时的改革开放决策者一致认为，中国供给结构需要改革，而从一个大型经济体所需要的产业结构出发，日本等经济体是一个可以模仿、借鉴学习的对象。所以日本的金融机构先进来了。二是中国国际投资公司成立，并发行中国第一单外债，因为我们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三是1979年3月13号，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以专门行使开放进程中的汇兑管理。1979年还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79年所发生这些事情，告诉我们需要资本，而这个资本不是钱，是要产业化，我们需要引进与这种资本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同时我们需要有管理，这些概念在1979年都已经形成了。因此，我想说的就是，实体和金融是从来不可分的。

杜特尔特则毫不客气地回应说，“（美国）拿什么保证我能得到购买的东西。如果我买了一打F-16，他们能送货吗？他们连M16步枪都不能交付。”杜特尔特还生气地指出，菲律宾曾向美国购买了的6架直升机，都是被北约过度使用的旧飞机，美国翻新之后买给了菲律宾，其中3架飞机在执行任务中坠毁，他也因此对遇难飞行员深感愧疚。“（美国）现在又让我购买军备，先向我证明你们的诚意再说”，杜特尔特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会晤摒除了第三方传话，也避免了“自上而下”的对话。过去的多次经验表明，由第三方传话，往往会造成理解障碍，而如果涉及到实际的去核细节问题，没有最高领导人拍板，很难推动。从这个层面看，此次会晤有很大突破。2。 这次会面，朝美双方表现如何？

据香港“橙新闻”报道，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冲表示，薪酬调整是以整体公务员为依据，不考虑个别部门或职系人员的表现，希望香港立法会议员尊重获社会及管理、任职双方认可的调整机制，体谅香港公务员在过去一年的艰难环境下仍紧守岗位，尽心尽力为市民服务的努力，希望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尽快通过加薪拨款。

在金融科技方面，全球化大潮下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至今没有享受过金融服务，有约20亿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 发展中国家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占比只有54%。怎么能在新技术帮助下突破这一困境，提高金融的包容性，帮助金融基础设施以更低成本扩容，惠及更广泛的民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帮助大众提高经济金融素质，使之更有效的享受经济与金融发展带来的福祉？目前已经有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智能技术做大数据整合，使得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借助操作比较简单的工具与AI机器人对话，满足一些基础的金融素养培训和理财指南需要。对于科技创造未来，大家都报以极大的希望和热忱。

第二个事实——中资银行本土竞争力。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提出金融服务业暂缓进入，要有三年的过渡期。因为当时的中国银行似乎孱弱不堪，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率可能是20-30%多。1997年我们搞了2700亿特别国债，由财政部注资四大国有银行，到1999年剥离了1.4万亿不良贷款。2004年开始规划，到2005年开始落实，用450亿美元分别注资建行和中行，同时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正好2001、2002年处在关键时间节点当中，一旦开放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狼来了”，他强我弱，把外资银行放进来，中资银行业必然溃不成军，就这么简单。事实胜于雄辩：现在中国工商银行的总资产达到28万亿左右，排名世界第一大行。但是即便如此，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在当地的存在感似乎并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