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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1年，在上海、重庆针对个人住房保有环节征收的试点房产税并未激起太大波浪。上海及重庆试点房产税的前3个月，两市住宅成交量分别下降46%和26%，比同类城市降幅高10-20个百分点，但成交均价并未出现明显下跌，而第二年两地成交量就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此后三年多，房产税试点对房价的影响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预算报告，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538.78亿元，增长14.9%。将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分别提高至15万元和300万元。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许锐说，实现稳就业，需要财政、人社、税务、金融等部门共同发力，构建协调、高效的服务体系。既要落实普惠性政策，也要重视重点群体和关键领域的有效帮扶。

北京地区某银行人士告诉记者：“供应链金融中，银行给予核心企业一个授信额度，当该核心企业向上游供应商付款时，银行可以在授信额度内先替核心企业付款，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主要是把控核心企业的风险，而对于相关贸易合同及发票等是必须审核的，目的是保证贸易的真实性，防止出现资金违规流向楼市、股市等情况。”

联合减产有可信度在我们发布的铜2020年报《铜：供需低增，波动加大》中，已经提出低利润背景下，冶炼行业潜在的生产运营风险加大，虽然2020年国内仍有新产能投产计划，但在原料及利润约束下，形成的实际增量预计有限。现在来看，无论是CSPT的联合减产计划，或是大厂的破产传闻，已经提前验证我们对于供给扰动的预期。

稳增长只会加大风险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刺激、宽松信号再起。对此吴敬琏提醒：•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刘筱的团队做过对比研究发现，无论公募还是私募，深圳的投资机构数量最多，甚至远远超过北京和上海。同时，深圳的资本圈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北京的不少投资公司带有国资背景，容易受到一些政策影响，更倾向于规模相对更大、市场相对成熟的企业或技术，上海的资本则更趋于稳健性。相比之下，深圳的商业投资灵活度大，以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IPO为例，深圳的IPO规模远高于北京和上海，体现了敢闯敢拼的深圳基因。